1927年，我出生于湖北汉川城隍港坛子湾。几十天后随父母调往荆州，右耳边有个小肉赘，伴随一生。父亲是圣公会会长，小时候在教堂院子里住，在荆州古城墙边。1933年全家搬到洪湖市新堤镇。在私立新堤新民小学上学，教学归教会管理，教师由教会选派，考试题都是由武汉寄来。1938年小学毕业。
1940年到成都投奔兄嫂，补习数学和英语，报考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当地的清华中学，另一个是一般的成城中学（私立），最后被成城录取到初一下（春季入学的学制班）。还曾试图报考空军幼年学校，由于身体素质不合格，报名资格都没有。是年秋天正式成为一名初中生。又要交学费，又要做童子军制服（当时的初中生全都是童子军，这是从国外引进的军事化训练青少年的组织）家里经济紧张，捉襟见肘。1942年转到自流井的静宁寺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这所学校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士绅为流亡关内的东北子弟而设的。1934年成立于北京，抗战后改为国立中学，直属教育部，后辗转由北京、南京、湖南、贵州最后迁到四川自流井。当时学生有顺口溜：三二六，吃扣肉，辣椒垫底，豌豆加油。1946年离开中山中学，回到阔别六年的家乡。随后在武汉进入文华中学年高中的最后一年。这是一所教会学校。
1947年考入北大教育系，积极主动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本班同学田家盛（湖南人）悄悄问我：有个组织是否愿意参加，我说愿意。于是由他介绍加入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从事学生运动。6月9日全市学生的“反美扶日”大游行，暗中动员同学罢课并参加游行。不久田家盛私下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时，我表示愿意，写了一份详细的自传交给他上报审查。写了几天，把自己的家庭、历史、读书经历等一一如实交代。八九月份之间，组织批准入党。当时都是单独联系，为了保障组织安全。国民党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地下党的活动更加隐蔽。为了执行任务，主要是搞联络，传达指示，甚至不得不旷课。当时东北战局急转直下，解放大军于11月解放了东北全境，四野部队大举入关。不久天津战役打响。北平成为孤城。为了对傅作义部队的劝降，我还被派到老教授家抄写给傅作义的呼吁书。让他把部队撤出城外，要打就在城外打，免得古城遭殃。城内物资缺乏，供应紧张，学生会组织了北大应变委员会，准备存储粮食，在校园内打井，我被系里派出任该委员会委员。
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我去欢迎解放军。解放军戴着狗皮军帽，身着棉军服，应变委员会已经改名为北京大学迎接解放委员会，仍在秘书组工作。欢欣鼓舞，高唱《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这是我最难忘、最激动的一件事。
我的前半生三件事最激动。第一件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苦难、辛酸，流亡，离散，终于熬到了头；第二是1947年考入北大的消息，第三就是北平解放。当时只有一件事，就是革命。我向组织提出离校搞革命，上面没有答复。为了学校的工作，我应该留校。解放军入城仪式的第二天，接到一张票，去国会街四院礼堂参加一个会议，原来这是北平地下党公开的大会。
听同学说四野政治部民运招民运队员，一心想干革命，就与何希愚（同学）一起报了名。组织上得知后，表示不同意我们离校，如果不服从，将不转组织关系。那好，我不要这个关系就是了。我想只要到了部队好好干，还怕不能再入党？组织最后同意了。我的学生生涯画上了句号。
青春入军营 一心报祖国
1949年2月22日离开学校搬到东四条华文学校（美国政府为来华的美国人办的学汉语的学校），由于需要大批干部，我们未能组建成民运队就立即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一分团一大队。我还根据当时参加革命工作的惯例，自行改名为方红，方取其方正平直，红取其革命，后来又改红为虹，一直沿用至今，连孩子们也沿用方姓。
我在大队任文书一职。7月中旬，我们大队从清华园火车站登车南下（闷罐车）这是战后新开通的南下专列，被安置在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9月。四野政治部组织派人到山上对全体学员进行分配，我被选中，被带到汉口，留在组织部，这样我就正式成为林彪麾下第四野战军的一员。当时组织部分组织科和干部科，我被分在干部科任工作员（按排级待遇）作为助理员方力行的助手。具体负责管理四野各部队军、师级干部名册（按部队编制、职务用小卡片载入名册，根据干部任免权限，野战军即大军区一级有权任命师团级干部，军以上干部有军委任免）当干部调动时，要及时更改名册卡片。我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11月，衡宝战役开始，四野要组织一个前梯队到衡阳，我是其中一员，当时组织部长是杜平，副部长是刘新权。当时苏联为了报道的解放战争形势，特派著名的战地记者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的作者来衡阳。召开的欢迎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四野战士尊称的林总（101首长），光头消瘦，说话很轻，带湖北口音，完全没有带兵百万、驰骋沙场的威武气概。根据杜平的警卫员说，林胃不好，只能吃清水煮挂面。年底衡宝战役结束，我们班师回汉。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决定请苏联派人来华拍摄两部苏联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四野政治部组织一个班子帮助安排部队补拍东北战役的一些场景镜头，1950年1月2日，我乘火车，沿着刚刚修复的京汉路北上，于是在北京、天津，沈阳等地逗留。当时杜平为军事顾问，调我当资料员。
回汉后不久，4月，杜平被调任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正式调我为他的机要秘书。当时13兵团下属的38军在信阳，39军在漯河，40军在海南岛。为了让我初知机要秘书的工作任务，在郑州时杜平还带我去了住在原保安司令部的黄永胜家里（时任13兵团司令员），让他的秘书告诉我如何管理电报等。黄高大魁梧，颇有首长气派。7月初四野在汉口开会，朝鲜战争爆发，会议议题从营建、训练改为调往东北，加强边防。原来各项工作停止，积极准备移师北上，13兵团部尚未筹建完成，这时也作了调整，新的13兵团的司令部政治部主要由在广州的15兵团的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司令员由邓华担任。经过一番准备，7月29日我们乘军事专列离开郑州，8月1日车过锦州，车站上还敲锣打鼓迎接我们，共庆建军节。2日到达目的驻地即鸭绿江畔的安东（后改为丹东）。部队改为边防军。
关于是否出兵朝鲜在中央的争论，我是八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部队只知道服从命令。1950年10月23日我和首长离开安东，他带着两位贴身警卫员乘一辆新配备的苏式小吉普，我和另外几位警卫员则乘一辆美制中吉普，绕道长甸河口过江。进入朝鲜境内，但见山高林茂，道路崎岖，我们的驻地是大榆洞（相当于乡）的一座金矿厂区。像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这样大的高层领导机关，有其难以隐蔽之处。因为小吉普特别多，持短枪的警卫员多，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战斗部队；小姑娘多(译电员多为年青女战士，一般只十大几岁)、戴眼镜的多(为文职人员)；天线林立，这是指挥机关通讯联络的标志，它们难以伪装。将以上情况加以综合，很容易判断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挥机关。
用苇席把洞子隔成一截一截的小空间，彭老总、副司令邓华、洪学智、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一人占一间，作战处在洞的另一端。这些小间只是部分隔断，旁边还留有一个大家可以通行的过道。这样的最高指挥机关是谁也难以想像的。用电则由一部小柴油机在洞口发电。
11月下旬（24日）的一天，来了两架敌人的侦察机，在驻地上空来回盘旋，仔细侦察了约半个小时。我当即意识到情况不妙，猜想第二天敌机一定会来袭击。后来司令部通各单位第二天（25日）早些开饭，饭后疏散防空。次日早晨，我吃过饭后，就只身走向后沟政治部所在地，那里比较偏僻。我找到一个不深的小洞坐下，时间一长，不觉乏困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响声，出洞一看，烟雾滚滚，首长驻地一片烟雾笼罩，原有的建筑化为灰烬。毛岸英，高瑞欣（他两是营级待遇，没有警卫）牺牲，估计当晚睡得晚，还在炒饭吃，没有及时防空，有侥幸心理。炒饭的鸡蛋是金日成送的。
当晚，志司首长就给中央发了份电报，报告这次重大事故及毛岸英的牺牲。最开始的电报稿我抄过，其中有：“赖马克思在天之灵，彭总安然无恙”，并提出今后彭老总的安全由志愿军党委负责。最后发出的电稿，未经我的手，到底是怎样向中央报告的，我不清楚。因为志愿军党委书记是彭老总自己，而他不怕死，一不愿意躲飞机、上防空洞，所以向中央提出彭老总的安全由志愿军党委负责的意思是：在紧急情况下，不能由彭老总自己决定如何，必须听党委的意见，以保证他的安全万无一失。后来我才确知，这一天是1950年11月25日。
没过多久我们就转移了，彭老总指挥作战有个习惯，尽管把指挥所靠近前线，以利指挥。当时的联络，除了电台外，就是靠电话架设有线电话。我们去了铁路隧道叫玉泉站的驻地。
铁路沿线有许多穿山隧道，这些山洞对我们的后勤供应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火车是大量运输的最好手段。晚上火年往前送供应，到天亮前把车厢甩在山洞里，比较保险，车头则开到另一山洞里躲藏，待到天黑，再挂上车厢往前运。在铁路隧道里，也如在下水道里一样，用帘子隔断，但这里却高大、宽敞多了。没过多久，指挥机构继续向前转移最南时已过了三八线，叫甘风里的地方(距后来十分有名的上甘岭不远)。我和杜平平住在一间老百姓的平房里，杜的腰不好，这里有老百姓的热炕，能暖暖腰，十分如他的意。屋里有总政送来的一台干电池收音机。这种收音机还配有一个装着两大节干电池的木箱子，十分笨重，效果也不好，可见当时我们设备之落后。志愿军向南攻击，最南到达了水原，但供应线拉长，,而敌人又加强了反攻，我们就不得不北撤，所以不久，我们就又向北转移了。
这次转移后的地方叫“空司洞”，当天晚上到达山脚下，大家都住在老百姓的平房里，而彭老总好像住在一间上面铺有钢轨的房子里。次日清晨敌机来袭。我赶忙往山下跑，躲在一块巨石下，看见从飞机上扔下两枚炸弹，呈椭圆形，恍恍悠悠地朝我这个方向下落，我想不好，希望它能飞过去。果如我所愿，它们在我的后方落地炸。我见到的弹形如果是正圆的那就不妙了，因为那意味着它正对准了你，是冲你而来，你必中“头彩”。
后来知道，那天早上，彭老总刚刚起床，敌机的炮弹，打穿了房顶上的钢轨，在他的脚前留下一排弹痕，真是危险极了。但他对此毫不在意，真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彭大将军。
后来我们就搬往山上的一个矿山洞里。这个矿洞很大，好像有几层，我和杜平首长住处要穿过第一层洞子，在较远的第二层的一个小洞里。首长睡在行军床上，我则在地上铺上几个草袋就是床了。朝鲜水稻很多，用来装大米或其他物品的稻草编织袋很多。彭老总和洪学智则住在更高一层的洞里。与首长们朝夕相处，首长对于我们这些部队小鬼，十分亲近，没有架子。洪学智是安徽金寨人，个子较高但一脸麻子，杜平是江西人，身材矮些。他们见面时，洪学智称杜平为：你这个杜矮子，杜平反唇相讥：你这个洪麻子，亲如兄弟。彭德怀遇到警卫员，小伙子今天怎么样，他爱兵如子，关心战士，一点架子也没有，我真是非常感动，这些人物非常伟大。
1951年春节高岗到了朝鲜。我去彭德怀家里送文件，见到高岗。有一天下午，洞里又阴又闷，出去放风，高岗问：小鬼你是谁？来来，坐在一个板凳上聊天，这是我想象不到的事情。一个小兵与大首长聊天。我非常敬佩他，他人格品德好。
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杨奉（？） 从国内各地运来的慰问品，彭德怀说等党委扩大会时，让其他人尝一尝。元旦金日成送特产慰问品，彭老总总要分一些作战处、机要处同志们吃。勤俭节约，爱护士兵，太可惜了，1958年死于非难，太悲哀了、太悲惨了。我何德何能，活到现在，很庆幸，知足，学生没有动我一根手指头。
一段时间机关驻扎在下甘岭，听到过炮声。我们秘书处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还有关于语法修辞，连载过学习，还有参考消息等。我记得有一份电报来了，需要甘泗淇处理，甘泗淇没有批，李贞要求重报，罗盛教成为英雄，文艺作品大力宣传。黄继光、邱少云等我不知道，1953年1月，西海岸指挥部，我离开总部，到了西海岸。
朝鲜人民，朴素，很多朝鲜话，很融洽，住过朝鲜人民的房子，一入朝，总结三句话：房小炕大，因为一进门就是炕，所以说房小炕大；袄小裤大，就是上身穿的衣服小，裤子却很宽大；车小轱辘大，他们的车不大，相比之下，车轱辘就很大。
1952年夏季，第一届全军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志愿军作为一个单位派代表参加，有运动员代表团，和参观代表团，杜平任团长率领回国，作为他的秘书，我就自然成了志愿军代表团的秘书了。我们从朝鲜回到中国，跟随代表图出席全军运动会。当时著名的是空军的三位英雄，刘玉堤，张积慧、赵宝桐。刘是抗战时在新疆学飞行的，张是山东人，从陆军选送学飞行的，赵最年轻，当时尚未结婚，他们都在空中击落过美机，张后来升任空军总政和空军司令。人民日报记者金凤，采访空军战斗英雄，后与赵宝桐结婚。
运动会结束后，全体参观团成员在北京医院作了一次普通的体检，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还在西郊机场坐飞机在北京城外绕一圈。是美制c-130运输机。
三八线以南开城，开城属于北朝鲜，出人参。谈判的地方一半在南朝鲜，另一半的北朝鲜。协商，平等原则，谈判代表团谈判会址就在三八线上。开城板门店桥图片，开城谈判会议室，内景（办公桌）、外景（用帘子搭建的棚子，双方的旗帜）
为了保证安全 将开城周边几公里范围内化为中立区，双方的军事力量都不得入侵，并在谈判场所升起一个大气球，晚间则有探照灯直射天空，以示中立区所在。这时杜平的职务是谈判代表团的政治部主任。
甄别俘虏，只有抗美援朝中有交换俘虏的例子。1953年8月开始交换俘虏，杜平为遣俘处处长，我为秘书跟随前往开城。在板门店交接俘虏，现场的印度兵，美国俘虏回去什么也不说，待遇不变，唱歌跳舞。交换战俘的中立国监察委员的五国人员也已进驻开城，中立国主席是印度，其供应为双方负责，我方提出的波兰、捷克住在我们这边，由我方负责，美方提出的瑞士、瑞典住在他们那边，供应由他们，常能够看到这些国家的官兵，
我到开城时，双方谈判的主要条款基本设定，只待解决一些细节问题，并积极筹备停战签字事宜。1953年7月27日打了三年多的战争终以平局告终。这也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未获全胜的战争，所有美国人说：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杜平毛笔字很好，1986年我去南京旅游，同学任中山陵党总支书记说认识杜平，要我去见见杜平，我说，我丢脸了。很遗憾没去看，要一副题字。
1954年2月有一列从开成送捷克代表团回北京的直达专列，我们就乘这趟专列离开朝鲜回国。这趟专列上还挂着一节慈禧太后坐过的公务车，里面没座椅，而是宽敞的厅，有桌椅，其顶棚与一般车厢不同，上面有一圈镶玻璃有龙饰的天窗，还挂有黄色流苏，后部有专门的卧室。
回国后我想回家看看，经同意后就开了通行证，并把我拥有的一支左轮手枪（俗称五锋子即只能装五发子弹）连同几发子弹缴了械。在志愿军时，配枪似无明文规定，这枪是王健的，他后来又搞了一只长管的左轮枪，就把它给了我。
随后我就被分配到总干部部第四排（即军衔奖励部）二处（奖励处）任助理员（即干事，基层工作人员），在东四七条。我最初的工作是校队一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苏联勋章与奖章》，最后这本书经过几次校队由设在白纸坊的北京人民印刷厂出版了，印了几百本，作为奖励部门的学校资料。我因此知道了一些苏联的奖励制度。
我荣立三等功一次，一个军功章是停战谈判后连排干部发一个军功章，被我孙子拿走了。我保存至今有一块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敬赠的手帕。我当时老实勤快，坚守岗位，随时接听电话，电报，没有看过任何慰问演出。
一般的电报是64开，给彭德怀的电报是32开，加了一句38军万岁。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我是最可靠的人，怎么可能是敌人呢？我的一生我默默无闻，没有受过采访或邀请。不求名不求利，我没有什么功劳，我是一颗螺丝钉，我的工作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办理电报电报，螺丝钉的工作，非常机密，首长对我印象好，因为我老实。梅兰芳，常香玉演出我都没有去，不能耽误事情，喜欢我，踏实老实，把我当孩子。我的工作都是调动的，不是我自己追求的。参军就是部队文书，一直服从组织安排。我是译电员，志愿军政治部电报抄给我，转交部长。签收，管理。开城谈判：军人没有外交经验，发言稿是乔冠华。称乔是指导员，李克农称李队长。一次给乔冠华的电报中有一句：看完巴黎舞，回来睡不不着。一问说交给首长就是了。原来是首长们之间开玩笑的话。
美国人太轻视我们了，胜败在人，不是武器，我们这么英勇，能干，迂回穿插这种战术，他们不会，加上朝鲜地形是山地，便于隐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有。
风雨人生路家国共华章
1954年发行建国公债，动员大家买公债。师级干部，买了90块。我全部积蓄110块钱都买了公债，享受过供给制的才叫离休。1955年实行工资制。我是连级待遇，享受几块的津贴费。有多大力量尽多大力量，为国家建设，我很爱国，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学校不让我参军，我毅然参军。学校不给我组织关系，我不怕可以重新申请。
1955年夏季反胡风开始，全国进入大规模的肃清运动。我作为党龄不长，参军不久，又是从旧社会的大学生出来的知识分子，且又处在高级机关，在整肃中首当其冲。问过一些问题后就被晾起来，1955年10月直到1956年4月我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1956年4月处长通知我上班，那是基本工资为80元，另加10%的军龄补助8元，当时小学教员每月只有30元。直到1957年4月是我在北京生活的最潇洒的一年。
1957年部队部队反右，需要划出3%的右派，我党龄短，最年轻，学历最高，我不当右派谁当右派，但我没放一句毒。彭德怀说：我的子弟兵反党的没有。
我很幸运，1958年4月28日，我被送到前门火车站，乘专列离开北京。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主动要了中央军委的274人右派。我们被分成三个大队，都叫劳动锻炼队，简称锻炼队，第一大队以海军的人员为主，第二大队以空军的人员为主，第三大队以机关大队（总参，总政，总干、总后）人员为主，我属于第三大队。我到了山西，在太谷修郭堡水库，拉平车，先后任小队的副队长，队长。共九个月时间，直到1958到12月底。陶鲁笳是有眼光的省委书记。由于右派工资降到57块。我在小队里劳动积极，卖力，服从命令听指挥，多次荣获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状奖品。其中有画家，编辑，各种人才。工资由104.5元增加到157元。1959年1月由山西发工资，挑选17个人，一辆大卡车就到了临县一中，一部分在农机厂。期间学校参加了全县的“大战阳坡水库”的劳动，我们和学生一起，带上行李，拉上平车步行到几十里以外的白文镇，住进了工棚。尽心尽力劳动。临县一中，冬天背煤。文革开除了我，我很努力的。上地理老师、语文老师。当时的支部书记叫闫增明，典型的农工干部，
当了右派后，与以前断的一切人了关系，非常悲观，想到自杀。父母写信给总政治部，询问我孩子去哪儿了。我弟弟写信，回信说他已经当了右派劳动改造到了山西，于是在山西省委去询问，山西省委告诉到了临县，这才恢复与家庭的联系，这是1962年。
每年寒暑假回武汉探亲，我没有尽孝，但怀感恩之心，家务事一一安排操劳。我不准备结婚，我父母对我非常关心，不愿意让父母操心，就是生的孩子也被叫狗崽子。家里人在武汉给我找对象，我动了心，那就娶个媳妇，不让家里惦念，其实内心是不愿意的，感觉这是害人。
临县一中支部书记高香山给我介绍了对象，是民办教师，我年龄大，是外地人，还是右派，没想到她同意了，这就是我的老伴任风玲，我带了两件衣料作为聘礼送给她，就算把关系确定下来。1965年结婚。1966年第一次带她回武汉过年。1968年莉莉出生于临县人民医院，4个孩子都是在文革期间生的孩子。
农民的思想和观念，出工才会有工分，365天没有休息日。11970年6月日我被宣布开除公职，在临县土坂当农民。于是我自己申请去了湖北家乡当农民劳动，可以吃大米，以为一辈子当农民。我征求她的意见，任老师说我愿意跟你走，这出乎我的意料。她是民办教师，挣工分的。
在家乡务农期间生了孩子防老的心理，锐锐，冲冲、锋锋相继出生。劳动改造能挑一百斤，汗衫都长在肩膀上了。坎坷的生活，孩子们都不知道，因此写了《风雨人生路》一书。对我而言是好事，锻炼了我的腿脚，现在还灵便。原姓胡，受到乡邻照顾。我这一辈子丰富多彩，我很幸运，锻炼了我的肩膀。
1973年秋收到署名为临县教育局复查小组的信，1974年2月22日送来复查证明，我离开了汉川城隍公社农利大队（1970.7-1974.3），凭着路条，回到临县，重新执教，教地理科目，很受学生喜欢。1979年恢复原来的工资，同辈的工资都比我很高。评职称时候，北大才补发的毕业证。1981年调贺昌中学直到1985年调往师专，在马列主义教研室，1987年任政史系主任，1990年离休，高耀东是副主任。老伴随我回到临县安业小学，转正，后调往贺贺昌中学，任图书管理员，一直到退休。晚年生活幸福，够吃够喝，从来不与别人比。
对于临县我怕只知道有个地方叫碛口，黄河渡口，由于喜欢地理。
现在我每天运动，玩遍16个健身器材。由于对地理的喜欢，我写了《中国地名趣谈》手稿，涉及颠倒的地名，音同音近的地名，以数字量词命名的地名，以方位命名的，以色彩命名的，以金属，以动物，以植物，以食物食品，以自然地貌，以自然物质，以自然现象，以阴阳命名的，以大小的，以文武，以城命名等。
备注：根据口述资料与《风雨人生路》编辑而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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